近年来，高价彩礼现象频受瞩目，尤其在某些农村地区，婚姻的综合开销大幅上升，有男性为筹办婚事花费竟达百万之巨。这种婚俗成本的激增，不仅背离了传统礼俗的本意，将人的价值及爱情商品化，还加剧了婚姻焦虑，催生出“恐婚”、“不婚”等社会现象。

以32岁的刘辉（化名）为例，因彩礼协商未果，他去年结束了一段感情。在辽宁沈阳的劳务市场，刘辉细数结婚所需的花费：彩礼15万元，再加上县里房子和车的首付30万元，以及女方提议共同投资店铺，这些对他构成了不小的经济压力。在他家乡辽宁鞍山市台安县，十年间彩礼金额已从5万至8万元攀升至约15万元，娶妻的基本配置变成了房子、车子和四金（金戒指、耳环、手链、项链），一些家庭因此负债累累。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全国彩礼水平在过去十几年持续上涨，至2021年平均达到约14万元。除了彩礼，男方家庭还需承担5到10项不等的婚俗开支。在山东省某些地区，除18.8万元的彩礼，还需支付改口费、盖头费等，若再添置房产和汽车，总花费轻松破百万。

研究还揭示，贫穷家庭往往承受更高的彩礼负担，部分女方家庭为确保女儿婚后生活稳定，会向经济条件较差的男方索要更多彩礼作为保障。

高昂的结婚成本给许多农村家庭带来重压，如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三合村，由于产业有限且土地贫瘠，人均年收入仅约1.5万元。一位54岁的陈女士，尽管辛勤劳作，年收入也不过3万余元，她忧虑道：“既担心儿子不结婚，又担心结不起婚。”

造成高彩礼现象的根源复杂，包括城镇化进程、相互攀比的心理以及性别比例失衡。城镇化促使年轻人向往城市生活，彩礼成为快速提升生活水平的手段之一；同时，女方家庭通过高彩礼预防婚姻风险，特别是在性别比例失衡严重的地区，彩礼水涨船高。

目前，虽然多地尝试通过村规民约限制彩礼，但实际成效尚待观察。一些地区虽设定了彩礼上限，但因婚俗项目繁多，实际成本并未明显下降。因此，探索更为有效的治理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专家建议，应加强宣传低彩礼、无彩礼地区的婚俗文化，形成正面舆论环境，同时，利用法治手段，如民法典中关于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加强法律教育，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念。此外，发挥“法律明白人”和“一村一法律顾问”的作用，通过法律服务和宣传，促进婚俗改革，逐步减少高额彩礼现象，构建健康的婚姻家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