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中欧越来越看不懂彼此

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团队与澎湃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的专栏“西索欧洲评论”的第38篇。正在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不仅是欧洲政治的一个“风向标”，其结果对未来中欧关系的影响也值得关注。也许，现在正是一个中欧好好审视一下彼此、思考双方关系下一步走向的时机。

当地时间2024年6月6日，葡萄牙波尔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中)、葡萄牙总理蒙特内哥罗(中左)和葡萄牙民主联盟候选人塞巴斯蒂安·布加略(中右)参加欧洲议会选举的竞选集会。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图

正如德国总理朔尔茨用一个切中欧洲时代神经的词语所表达的那样，欧洲目前正在为实现“时代转折”而努力——这首先是欧洲、德国有关重构国际秩序的一种愿景。[i]中国学界也在密切关注欧洲的动向，并就所谓的“时代转折”进行了多方位的讨论。然而，中国学界对德国和欧洲所创造而且力捧的这一话语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举例来说，中欧之间的关系并非首先因为俄乌冲突的爆发才开始恶化。相反，自从欧盟在2019年将中国定义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 ”以来，[ii]双方的关系就已经显示出进入下降周期的苗头。 欧盟在2021年对中国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更是加速了这种趋势，[iii]2022年2月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双方关系滑落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别让中欧越来越看不懂彼此。

我们不难为中欧之间的疏离找到印证：2022年4月6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向欧洲议会报告了第23次中欧峰会（线上）的成果，称之为 “聋子对话”。[iv] 这与中方对中欧交流的看法差异之大不可以道里计：在欧盟所谓的“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 ”对华三重定位宣布之前，中方已在2018年12月发布的第三份全面阐述对欧盟政策的文件[v]中将“文明对话”的特征置于中欧关系的指导性原则地位。

当地时间2024年6月6日至6月9日，五年一度的欧洲议会选举举行，这场选举结束后，欧盟领导层也将迎来换届。

“如何理解欧盟”是一个中国独有的问题吗？

与欧盟打交道时遇到理解问题其实并非中国独有，这与欧洲一体化的过程性特点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欧盟既关涉一个已经存在的政治现实，更指向一个正在进行中的过程以及未来。据说是自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流传开来的著名玩笑多多少少戳中了这一问题的要害：“如果我想和欧洲通话，那么该拨谁的电话号码呢？”[vi] 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的签署，欧盟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得以引入。但是要等到《里斯本条约》（2009 年）开始生效，欧盟才以目前的形式获得狭义国际法意义的存在——不过，即使这一点也值得商榷。从理论上讲，欧盟的政治体制与大多数议会民主制联邦国家类似。但是在实践中，欧盟不仅因其制度性的“民主赤字”而自相矛盾，[vii]而且欧洲议会选举的低投票率也反映了欧盟公民对于欧盟政治意义的普遍评价[viii]——用一句中国的俗话来说就是：与我何干？

以2024年6月6日至9日进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为例，虽然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自由主义政党、绿党、右翼、左翼等泛欧政党联盟纷纷推出自己的“首席候选人”，但是这个首席候选人制度，与同样也要改选的欧盟委员会即事实上的欧盟“政府”有什么关系？难道理论上不应该由胜选的议会党团首席候选人或议会党团组合推出的某个成员党首席候选人成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吗？

实际上，欧洲议会从2014年的选举中就开始推行改革，即欧洲议会按选举结果推选相应的首席候选人为欧盟委员会主席。但是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之后，德国人冯德莱恩“空降”为欧盟委员会主席，这不仅与一体化的制度化设计相矛盾，而且这种实际仍由欧盟主要大国领导人操纵欧盟政治构架的做法，无疑进一步降低了欧盟的合法性、说服力和接受度。[ix]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中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这是一场欧盟立法机关的选举，但是各大泛欧政党联盟的首席候选人在进行不知道授权为何的辩论，选举在各成员国更多是被各国国内议题所左右。我们看到的又是一场熟悉的“割裂”：欧洲议会的选举是在各个成员国按其参选政党的政治议程“碎片化”进行，但是选出的政党和议员却应该去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讨论欧盟整体性的事务！

具体到纯粹经验层面而言，很难指望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欧盟产生清晰的认识。这是因为，进入欧盟的第一步即入境签证仍然是由各个成员国签发的，而且不同的成员国在办理签证的时候遵循的标准和利益诉求各不相同。这一个小小的例子就能够说明欧盟的困境：欧盟建构了一个叠床架屋的体系，而且还在不断演进。从积极方面来看，欧盟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领先于世界许多其他地区和国家；从消极方面来看，对很多欧盟公民而言，欧盟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精英主义工程；对欧盟之外的其他国家来说，欧盟代表了某种不确定性，介于真实的人为产物和虚幻的一厢情愿之间。

在中国外交部网站上，欧盟被列于“国际和地区组织”类别下[x]。以国家为导向的中国为一方；努力构建具有超国家、国家间制度要素的后国家结构的欧盟为另一方，双方的相互理解以及对于超大型社会政治形态的设想之间存在天然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往往会导致误解和不理解。

有鉴于此，有必要以中欧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以及中国有关欧盟政策的重要文件为基础，重构中国对欧盟认识的发展历程。

日益成熟的中欧伙伴关系

世纪之交前不久，中欧双方于1998年建立了中国-欧盟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3年之后，中欧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并于2003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3年，中国发布了第一份关于对欧盟政策的全面文件，[xi]阐述了中国对欧盟的政策目标、合作领域和计划，以及未来5年的相关措施。

在这份文件中，欧盟被表述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综合实力雄厚的国家联合体”，其在世界上的分量，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只会随着“不可逆转的”和不断深化的一体化而增加。中国和欧盟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尽管双方因为不同的历史经历、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存在差异，但更多的应该是共同点：在国际秩序中，双方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加强联合国作用”。双方可以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达到互补。

这份重要文件不应该被视为仅仅是中国倡议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欧盟的对华政策主要关注是让中国向西方模式靠拢，“把中国更大程度地融入国际社会”、“支持中国走向开放社会”、“把中国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 ”等都是《欧盟对华战略》（2001年）的内容。[xii] 2003年，也就是中国发布其第一份对欧盟政策文件的同一年，欧洲共同体委员会谈到了一种“日趋成熟的伙伴关系”，其特点是“在许多领域进行更加密切的战略协调”。[xiii]欧盟将中国视为“全球合作伙伴”，并将与中国的合作视为“制定全球政治行动战略的共同责任”。[xiv]

对“历史终结”的向往是2000年代的乐观主义基调，中国和欧洲均不例外。中欧共同制定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xv]（2013年）和中国对欧盟政策的第二份文件[xvi]（2014年）延续了这一乐观主义，其标题意味深长：“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寻求在政治、经贸、教育、文化、社会等领域与欧盟的全面合作与协调。即使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中国对欧盟政策的第三份文件[xvii]（2018年）的路线仍然基本没有改变。对中国而言，欧盟仍然是“一体化程度最高 ”的地区、“国际格局中一支重要战略性力量”。中国致力于与欧盟建立 “四大伙伴关系”，即2014年达成的“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

然后，制度性竞争的阴影笼罩一切

在中欧关系发展的过程中，2019年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欧盟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所遵循的对华政治接近路线发生了范式转变。在《欧盟与中国：战略展望（2019）》文件中，欧盟对中国成为“领导性的世界大国”抱有怀疑态度，并为自己设定了“更加现实、自信和多层面的方式”作为目标。这意味着欧盟认为，过去的对华政策不够现实和体现自信，并决定对中国采取“更为细致”的方法，也就是说不仅只着眼于合作。

于是，中国从昔日的合作伙伴变成了具有复杂且不乏矛盾的三重角色定位，即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这种三重角色的定位——尤其是对制度性对手的强调——显示出与特朗普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相似之处。

德国在欧盟率先进行其对华政策的重新定位。令人惊讶的是，德国在口头上冲在第一线的不是政界，而是普遍被认为是中德合作样板的德国经济界。2019年1月，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在一份政策文件中指出了自由市场经济与中国模式之间的“制度性竞争”，[xviii]称欧盟与中国的合作空间已经大大缩小，而且这种情况仍在继续。

中方惊讶于欧洲对以往对华政策的自我否定，以及选择性地、以欧洲为中心地赋予中国角色所反映出的机会主义。[xix]在这种新的中国叙事中，工具理性被伪装成道德化的价值观。欧盟在崛起的中国面前“软弱无力”的说法也缺乏说服力。这种叙事更多地表达了欧盟主观上认为自己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丧失了重要性，而这个多极世界的蓬勃发展已不再由西方一强独大。在官方层面，中国反对欧盟“竞争者”、尤其是 “制度性对手”的提法，呼吁回归中欧的“伙伴关系”。[xx]

中方如何解释欧盟对华政策从“伙伴关系 ”转向“制度性对手 ”的动机？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观察：

首先，欧盟对近年来全球政治格局发生的根本性转变显然缺乏思想和行动的准备。欧盟把“地缘政治”视为时代潮流的关键词，并试图据此确定自身的战略方向。全球化的逻辑，即经济相互依存和分工以实现利润和效率的最大化，现在已被地缘政治逻辑所取代，长期以来鲜有人关注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成为新的显学。在国际专家眼中，2024年将是欧洲“地缘战略转向”的一年。[xxi]多年来，美国不仅将中国视为最大的长期挑战，而且实际推行对华的“脱钩”政策，即将全球经济中以美国为主导的部分与中国经济分离。[xxii]但是，自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2023年3月提出“去风险”的说法之后，华盛顿与欧洲的中国叙事就在逐渐接近。[xxiii]

其次，欧盟解释自己对华政策范式的转变根源在于中国，即中国的变化引发了欧洲的反应，给人一种托词和牵强的印象。[xxiv]试问，哪个国家、哪个社会、哪个经济体不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英国不是已经脱欧了吗？欧盟能否向世界其他国家解释一下，10年后的欧盟还有多少成员国？这个规模的欧盟给自己的定位如何？欧盟难道不知道，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处于不断改革和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吗？难道欧盟 2019年才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每个主权国家——包括根据国际法拥有主权的欧盟——都会根据自己的权益判断行事。将行动动机归于他人，实际上是承认自己缺乏判断力。

第三，对中国所谓不尊重人权和国际法的指责——关键词：新疆、香港和台湾——受到了中方的重视和回应，当然主要是反驳式的回应。这种叙事已经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的国内政治产生了影响。然而，中方对欧盟指控的反应与欧盟方面的假设存在本质区别——这一点对欧洲来说可能有仔细研究的必要。

怎么办？

在欧盟看来，中国已经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上的世界强国，要求在世界上占有相应的位置，老牌强国于是担心自己的权益受到影响。欧盟近年来对华政策的不安和转向，主要原因莫过于此。但是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国与欧盟的人均发展差距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过，欧盟对中国的看法会对中国对欧盟的看法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尽管英国脱欧、欧盟为各种负面因素所困，中国仍对欧洲抱有钦佩之情，继续支持欧洲的一体化。欧洲在思想和物质层面所取得的成就仍被中国视为需要认真学习的榜样。这也是在欧盟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始终保持较高水平的原因。与此同时，中国人对许多发生在欧洲的事情也越来越觉得难以理解，比如右翼极端主义的兴起以及由此引发的 “文化崩塌的危机”。[xxv]人们还非常担心欧洲可能引发战争，并将战争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xxvi]欧洲的愿景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大。

对中国而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内外部的挑战也随之大大增加。一方面，中国正在努力克服经济增长放缓、人口结构变化和出生率下降等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正千方百计利用其霸权地位试图减缓或遏制中国的发展、维系美国的领先地位，这在科技领域尤为明显。[xxvii]特朗普政府对华打出了“混合拳”，包括故意升级贸易战、更严格地控制中国在美投资和中国对美国技术的获取等。拜登政府也以国家安全为名采取了同样的对华政策。事实上，这种遏制政策得到了美国两党的一致赞同。[xxviii]

为了避免中欧之间的紧张局面进一步升级、甚至走向恶化，当前双方至少面对以下共同的任务清单——就内容而言，这个清单更多是基本性的建议，而非针对具体项目的具体建议：

首先，中国和欧盟作为世界政治的重要参与者，有责任立即尽全力防止世界分裂为敌对阵营。为此，双方须释放积极的信号相向而行，不妨从解除相互的制裁措施开始。欧方作为制裁的始作俑者，须在世界历史的重要关头展现出大局观，否则所谓的“时代转折”就仅仅流于说辞而已。

其次，中欧双方需要相互交流，而不是相互指责。即使交流停留在博雷利所说“聋子对话”的层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相互了解观点、引发思考的目的。双方在政治、经贸、社会、文化等领域成功的对话机制——尽管存在意见分歧，但也正是因为存在分歧——必须继续进行，甚至扩大。在可能会发生冲突的领域如欧盟指责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存在所谓“产能过剩”等，双方应该通过谈判缩小立场差距。

第三，双方应秉持务实的态度，使合作再度成为可能。无人能在零和思维的格局中获胜。双方应从意见分歧最小的领域或主题入手，如采取联合协调行动应对气候危机，[xxix]国际协调应对大流行病或类似的卫生紧急情况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毕竟，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中欧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第四，应大力为促进社会交流与沟通提供便利条件，包括更容易获得入境签证或免签证入境、为学生流动提供更多奖学金和资助、增设更多直飞航班等。在这一方面，中国已经迈出了主动的第一步。

第五，从长远来看，很有必要在中欧双方的中小学、大学和研究机构开设有关对方的专门知识课程，以增强相互之间的共情能力。双方在对彼此的了解方面存在着太多的空白点、叙事多于事实，这种局面必须得到改变。

别让中欧越来越看不懂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