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万玛才旦推出了短篇小说集《故事只讲了一半》，其生涯如书名所示，精彩故事仍待续写。遗憾的是，导演已离世，其遗作《雪豹》成为首部在他逝世后上映的影片，极有可能是我们在大银幕上能欣赏到的倒数第三部作品。另两部未映之作分别为自编自导的藏地题材电影及担任监制与编剧的公路爱情片《藏地白皮书》。《雪豹》延续了万玛才旦大部分作品的特点，虽在国内外影展屡获殊荣，市场反响却平淡。这批藏地新浪潮电影在追求商业性与艺术性平衡的过程中，始终坚守藏地文化的艺术表达，试图在“藏地”与“类型”间寻找融合，以期吸引更广泛的观众，但又不愿牺牲对藏地文化的深度挖掘。

2018年上映的《撞死了一只羊》已展现出万玛才旦对藏地艺术类型片的自觉探索。该片与《雪豹》皆以魔幻现实主义为背景，融入公路、西部、悬念等元素。在万玛才旦的电影世界中，日常生活中的抽象隐喻屡见不鲜，如老狗、羊、秃鹫、气球等物象，当它们的特异性与现实主义风格交融，影像文本便充溢强烈情感张力。

万玛才旦的电影不仅忠实记录藏族文化中的自然崇拜，更深层次传递着现代社会中藏地自然观的变迁与救赎主题。这种救赎并非宏大的天地人神叙事，而是聚焦个体精神内省。

因此，万玛才旦的电影情节并无晦涩难解之处，它们往往从民族内部取材，聚焦家庭生活，细腻描绘藏区寻常百姓的日子。《雪豹》便是如此，影片围绕一只雪豹咬死牧民家九只羊后，人们在“杀雪豹”与“放雪豹”的抉择中展开故事。看似直白的情节因海报上的“谁闯入了谁的世界？”变得耐人寻味。

“杀雪豹”与“放雪豹”的冲突使人类成为权力主宰，牧民在承受经济损失的压力下，观众似乎也自然而然成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裁决者。雪豹在此刻被视为闯入人类世界的“他者”，其行为在人类文明逻辑下毫无合理性。

然而，判定雪豹命运的关键因素并非仅此而已，更重要的是“摄影机的在场”。影片中汉族记者的角色象征着现代文明，摄影机则代表公信力与公权力。受害者牧民金巴，表面上因索求赔偿而犹豫是否杀豹，实则困于传统与现代夹缝，无法轻易决策。

随着剧情推进，观众视角逐渐由旁观转向第一人称。金巴通过摄影机直面观众，形成情感共鸣，观众在无形中成为雪豹命运的判决者。然而，海报提问引发深层反思：究竟谁才是闯入者？

在冬格措纳湖的见证下，雪豹才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人类以暴力颠覆生态秩序，篡夺统治地位。影片运用主观镜头引领观众以雪豹视角目睹人类的围捕行动，听闻他们口中对神灵的敬仰，却目睹他们践踏人性与神性间的界限。

在万玛才旦过往作品中，外来文明与藏地文明的冲突屡屡浮现，多以牧羊人视角游走在牧区与城镇间，探索自我身份与归属。而在《雪豹》中，藏民意外成为“外来者”，雪豹则成为叙事主体，视角转换使得观众置身人与自然的冲突旋涡，每个角色都扮演着不同层面的“闯入者”。

《雪豹》采用手持长镜头强化纪实感，淡化诗意风格，让观众以冷静观察者的身份跟随摄影机视角体验不同生命形态。黑白超现实片段中，故事内核得以升华：小喇嘛放生雪豹后，反被雪豹救回人类世界。表面叙述金巴与雪豹的恩怨，实则揭示雪豹与小喇嘛间的信仰关联。

雪豹超越动物属性，成为神灵自然崇拜与天地人神命运交织的象征。牧民视其为神佛，虔诚跪拜；小喇嘛遵循藏传佛教“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之教义，直面雪豹，亦直面内心。

万玛才旦作品一贯探讨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碰撞。无论《》中对生育权力的争夺，还是《撞死一只羊》中两位金巴面临的救赎与杀戮抉择，皆映射藏地信仰遭遇现代文明冲击时的困惑与迷失。

《雪豹》中，媒体与“公家人”成为审视与裁决力量。面对父亲无力说服的金巴，权力交予“公家人”手中。金巴对公正执法的慌乱，揭示他对绝对权力的无力抗衡。至此，《雪豹》所探讨的关于人性、生命与信仰共生体系的宏大命题走向崩塌，原本超脱世俗的思索退回到动物保护层面，自然法则让位于明文法律，人与自然的对话与碰撞在一场神灵降世的隐喻中匆匆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