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将增加对中国产电动汽车的关税。

外界普遍认为，新关税出台的时机与美国大选以及拜登向摇摆州选民展示他在对抗中国和保护美国就业方面的决心密不可分。

瑞典前首相卡尔·比尔特日前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刊文称，“这与美国大选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拜登一直试图利用特朗普多年来煽动的保护主义情绪来阻止他当选”。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和国际事务教授哈罗德·詹姆斯说，对世界各地的民主主义者和美国民主党人来说，最糟糕的策略是模仿他们的对手。这是一场他们赢不了的比赛。然而，这正是许多人正在做的。想想美国总统乔·拜登针对中国的新的一揽子关税计划，这是对美国传统贸易政策的大逆转，比特朗普本人在总统任期内的政策都更激进。

除了政治考量，专栏作家约翰·卡西迪认为，另一个对这一政策宣布产生影响的因素是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的快速发展。

在美国《纽约人》周刊刊登的《汽车战争》一文中，约翰·卡西迪说，美国似乎有必要探寻能否从中国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毕竟中国几乎是从零开始建立起电动汽车产业的。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在设计和制造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通常是借鉴其他地方发明的技术和流程，然后对其进行改进。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产业政策问题专家伊拉里娅·马佐科说：“许多中国汽车公司的巨大成功来自于实践中的学习。通过创新生产技术，他们能够降低成本，然后将资本重新投入研发。”普林斯顿大学从事产业政策和清洁能源技术研究的研究员凯尔·陈（音）指出了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取得令人瞩目进展的三个领域：锂离子电池的开发、铝合金车身的铸造和在设计过程中使用计算机模拟技术。

在卡西迪看来，中国方法有三个方面值得密切审视。

第一个是持之以恒。在美国，只要一个新党派执政或者只要某一受益方遭受财务挫折（比如2011年加利福尼亚州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索林德拉公司破产），产业政策往往就会发生变化。索林德拉公司曾从能源部获得了超过5亿美元的贷款担保，破产后，虽然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放弃其对清洁能源的补贴政策，但官员们收紧了贷款条件，对贷款的延期更加谨慎。在中国则没有这种事。

中国政策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鼓励新入市者和竞争，而不偏袒既有企业。

中国有100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比2019年的约500家少了很多。在如此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企业被迫削减成本和降低价格，这令消费者受益并推动了销量。在美国，特斯拉在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几乎独占电动汽车市场，因为美国三大汽车厂商专注于高油耗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和皮卡（这种策略为传统汽车制造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但使它们在电动汽车的发展方面远远落后于特斯拉和中国企业）。凯斯西储大学的经济学家苏珊·赫尔珀说：“（中国的做法）不是纯粹的中央计划，最终还有市场的检验。他们培育了很多公司，只有少数生存下来。计划和竞争相结合的原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值得美国关注的中国决策过程的第三个方面是其灵活性。

多年来，中国尝试了各种方法，包括鼓励当地企业与外国公司合作。马佐科说：“如果你花十年的时间去做一件中国人明天就可以做的事情，问题是：你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我理解，有些重复劳动必须要做，但也需要达到一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