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侵后无法重建的19年人生

李佳今年32岁，其中有19年，她做着同一个噩梦。

梦里，一个看不清长相的男人掐住她的脖子，掐到快要窒息。即便只是描述这个画面，李佳都感到极度的恐惧，她喘着气，口罩一张一缩。被性侵后无法重建的19年人生！

这个梦真实发生过。2005年8月，李佳13岁。一天，在父亲家里，她被一个56岁男人王建强奸，“再喊就弄死你”，男人用力掐着她的脖子说。后来脖子成了她身上最敏感的部分，假如被人触碰，她会大声尖叫。

经法院审理查明，强奸的幕后指使是她的父亲李国华和女友王珍。卖掉李佳的初夜后，他们得了1500元的好处费。之后，李佳又被卖到了两家洗浴中心，在那里被侵犯了三四十次。

案发后，当地法院判决如下：王珍、李国华因介绍、容留卖淫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强奸她的王建因嫖宿幼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嫖宿幼女罪自1997年成为单独罪名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对受害幼女的污名化。然而在许多案例中，她们是被胁迫的。

2015年，嫖宿幼女罪废除。但19年来，“嫖宿”两个字始终缠绕着李佳。

李佳回忆起痛苦的往事，揉碎的纸屑。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摄

李佳不是她的名字，是化名。

19年来，她辛苦地藏着一个秘密。担心秘密藏不住，是她这些年最大的恐惧。没有形状的恐惧，把她的背和脖子都压弯了，走在路上她抬不起头，感觉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自己。就算抬起来，也不会有人知道她长什么样——她总是戴着口罩。

在家里，李佳也戴口罩，有时睡觉也不摘。房间十平米，只放着一张床，却是她的整片天地。在床上躺着，她才有安全感，闭着眼睛躺一整天，什么也不干。心情没那么糟糕的时候，她会刷刷手机，大数据推什么，就看什么。她说这叫“大脑没有意识地活着”。

偶尔她会说服自己，如果不说出去，就没有人知道。但大多数时候，她说服不了自己，她觉得所有人都知道她的过去。

给她造成痛苦的是“嫖宿”两个字。可为什么明明是别人的罪名，却让她承受着罪名带来的“惩罚”？这和“嫖宿幼女罪”的认定前提有关——侵害的对象必须未满14岁，且是“卖淫幼女”。

为了证明李佳是“卖淫女”，被告人王建在2006年4月3日的警方调查笔录中供述，“发生性关系时，我看她没什么反应，我就知道她不是处女”；“没有反抗，都是定好的事，她想找都找不到呢。哪能反抗？”

这些让她感到极其羞辱的谎言，后来成为了呈堂证供。在法院宣判“嫖宿幼女罪”之后，李佳的内心充斥着巨大的冤屈。这些年，她无法找回自己的清白。

王建具体是怎么侵犯她的？第二个强奸她的人长什么样？在洗浴中心待了几天？那些记忆里最“羞耻”的细节，李佳“记不得了”，她反复强调，不是故意不说，是“被大脑强制性删除了”。

羞耻也让她远离了外界。因为怕被别人说她是“小姐”，她中断了学业，一同切断的还有与同学的所有联系。和现在一样，那时候她也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紧闭房门，不出去，也不让人进来，“你们谁都别靠近我，别和我说话”，她对母亲大喊着，嘭地关上门。

在关上的房门背后，她会拿刀在手上随便划拉几道口子，不觉得疼，也没什么感觉。自残持续了七年，她讨厌自己的身体，她觉得脏，这一切也是因为羞耻。

嫁人后，担心被丈夫发现，她不再自残了。但还是一躺躺一天，极少数时候，她会强制自己去做点事情，比如去学校接孩子，短短20分钟的路，每一分钟李佳都在经受着折磨，是不是所有人都把她当作“卖淫女”？有时这种担心被人看穿的恐惧会让她一瞬间大脑空白，“突然就不知道自己在哪，该坐什么车，间歇性找不到家是常有的事”。

一天，李佳刷到一条和她情况类似的新闻，她没细看，快速地刷下去看评论。大多数评论都是善意的，但还是有刺激她敏感神经的言语，“这个女孩怪谁呢？现在才说，早干吗去了？”李佳联想到自己，“我有地方说吗？法院都判了，谁还相信我？他们不相信，我又说了，那我怎么办呢？”她越说越急，气愤和痛苦压得她喘不过气，闭上眼睛缓了很久。

在与新京报记者交谈中讲起父亲，李佳说了24次“恨”，和41次“害怕”。

在那个重复了无数次的噩梦里，李佳从来没有反抗，只有恐惧。但在现实中，她反抗过。那是她第一次被侵害时。2005年8月的一天，她坐在炕上看电视，突然一个男人闯进来，撕她的衣服。她用尽力气推他踹他。但她只有13岁，身高1米4，王建是一个1米7的56岁成年男人。她的两只胳膊被按着，张着嘴大声呼救。

但呼救引发了更可怕的威胁，对方掐着她的脖子“再喊就弄死你”。那一刻李佳真以为自己要死了，她放弃了反抗，绝望地僵在床上。侵害结束后，她蜷缩在床上靠着墙的角落里哭泣。

这件可怕的事发生在生父李国华家里。1996年父母离婚，母亲周弘把她带在了身边，一同生活的还有再婚的丈夫。出事的那天，李佳和往常一样去看望父亲，在李国华和女友王珍出门后不久，那个男人就来了。

在她哭泣时，父亲回家了。他对女儿说，“你要是说出去，我就杀了你和你妈”。李佳顾不上怨恨，恐惧吞噬着她。

之后李佳“乖乖地听话”了，以为只要顺从就会没事了，但侵害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第一次强奸后，紧接着是第二次，施害者还是王建，后来，她又被一个叫李春介的男人强奸三次。在后四次性侵犯的调查笔录里，“反抗”的字眼非常少。

还有一次比较激烈的反抗，发生在她被卖到洗浴中心的头几天。被关在漆黑一片的房间里，她拼了命地捶门、大喊、尖叫。渐渐地，她没力气反抗了。如今她想不起来当时有没有条件逃跑，洗浴中心的大门敞开没有。她说，即便敞开，也没有胆量跑。前后15天，李佳被三四十个男人侵犯，她形容自己就像机器一样运转。

放弃反抗也意味着绝望。在洗浴中心，她的手机被没收，没法求助。那几天，父亲来找过她几次拿钱，走之前威胁她“敢跑就杀了你”。一想到母亲的个头也不过1米5，根本干不过父亲，她就陷入孤立无援的绝望。

只有一次，希望的曙光照亮过她。8月20日，在被送到洗浴中心的第五天，犹豫再三，她选择相信母亲一次，借了一个手机向周弘拨出了求助电话。

接到电话的母亲报了警。在民警的帮助下，李佳被解救了。从洗浴中心出来，她光着脚，立刻扑在母亲怀里，哭得厉害。面对民警和母亲一连串的疑问，她什么也没有说，坚持要回到父亲那。

为什么要回到父亲家？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困境。李佳着急地解释，“他说我不能回家，否则会把我和妈妈都杀死，我真的信”。此后的很多次，面对民警、律师、记者的质疑，她都重复着同样的话。

李佳的顺从换来的是侵害的再次升级。调查笔录显示，8月22日，在回到父亲家的第三天，王珍说带她出去“溜达”，那时李佳还以为她终于可以回家了。但她再次被卖到了另一家洗浴中心新圣洁。9月2日，经过母亲的不懈努力，李佳第二次被救出，带到了派出所。那时她已经在新圣洁待了10天了。

父亲的威胁即便在派出所也如影随形。在4份警方的调查笔录里（2005年9月5日、9月29日、10月10日、2006年3月18日），母亲不在场，李佳被迫撒谎，说是自愿的，“我已经被父亲吓得精神不太正常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另外5份笔录（2006年3月14日、3月16日、4月5日、4月10日、5月11日），李佳提到了“不同意”的字眼。而这5份，下面都有“以上情况是我在场的情况下完成”的周弘亲笔签字。

从侵害开始到结束，“害怕”一直支配着李佳的顺从，但恐惧-顺从这对关系，很久以前就牢牢扎根在了李佳的潜意识里。“你知道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恐惧吗？”这天回忆起父亲，李佳把手里揉烂了的纸巾用力撕成碎屑。“那种恐惧就像老鼠见了猫，他说杀了我的时候不是说说而已，他一抬手就能弄死我”。

在她的记忆中，父亲没有一天不喝酒，他会突然毫无缘由地暴怒，操起身边菜刀、酒瓶、杯子，往她身上砸过去。在李佳的脸上，现在还留着一道四厘米左右的伤疤。

女儿的说法在母亲那里得到了证实。周弘的头上也有一道指甲盖大小的伤疤，是用刀砍的。李佳说的那种恐惧，也刻在周弘的骨子里。“我只要想起他，心就会突然被提起来”，她避免提到李国华的名字，而是用“那个畜生爹”来称呼他。“我都信不着他，担心把女儿给祸害了”，以前女儿去李国华家回来后，周弘总会担心地问，你爸摸过你没有。

李国华为什么要指使他人对亲生女儿性侵，这是一个谜。在2006年3月15日的警方调查笔录中，李国华供述，把女儿的初夜卖掉，是王珍的提议，“找个有钱的男的，把李佳养起来，改善一下家庭条件，我就说爱咋咋地”。但王珍否认，在2006年3月16日的调查笔录中，她供述是李国华的主意，“他想租楼房住，但没钱，让我给李佳介绍一个有钱的朋友。”

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也是一个谜。在多份调查笔录中，李国华提到女儿的语气极其冷漠，他不记得女儿的生日，对她的痛苦视而不见。第一次侵害发生时，他和女友出去喝酒了，算着时间回到家后，他瞥了一眼角落里哭泣的女儿，然后打开了电视，边喝酒边看。

对此周弘只能给出这样的解释，“他想要儿子”“他人品太差，连他爹都打”“他成天和小姐混在一起”“他没钱”，这些都说完了，她还是不理解，“那个畜生，谁寻思他能干出这样坑人的事？”

李佳也想知道答案，有两次，她很想问问父亲，为什么要那么对她？

第一次是她被强奸后，听到父亲的威胁。那时她才意识到，父亲是知道这件事的。但她怕挨揍，问不出口。第二次是她被救出来后，拼凑出了事情的全貌。但那个时候，父亲已经被逮捕，她也没有得到答案。渐渐地，绝望腐蚀了她，她不想问了。

新圣洁洗浴几经易主，如今已经改名，大招牌底下还留着“新圣洁洗浴”的小字。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摄

艰难重启

“嘘！”每次周弘去李佳家，开门总是看到女儿把食指按在嘴唇上，意思是“不许乱说话”。周弘会使个眼色告诉女儿，放心吧。到女儿家，她会把手机静音，害怕律师和其他知情人给她打电话，一不小心在女婿和外孙面前泄露了那个可怕的秘密。女儿曾威胁她，“要是你给我搞砸了，我就抱着儿子跳楼”。

李佳深信，如果给丈夫和孩子知道她是“卖淫女”，这个家就没了。组建家庭，是她自己的主意。那一年是2014年，她22岁，距离那件可怕的事已经过去9年了。既然已经在家里走不出来了，嫁人起码也可以从一个房子，挪到了另一个房子，她想。

丈夫是熟人介绍的，大她9岁，没有固定工作，偶尔去饭店帮忙送货。初次见面的那天是在母亲家里，两人没说一句话，沉默了两个小时。不久，这个男人向她求婚，她答应了。婚礼安排在当地的酒楼，李佳穿着婚纱站在台上，司仪问什么答什么，有那么几个瞬间，她感受到了新生的快乐，但大多数时候，她木然地看着台下的人吃饭。

同房之夜，李佳闭着眼睛，身体在发抖。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她强撑着配合丈夫。她欺骗丈夫，以前交过男朋友。

这是她和丈夫撒的第一个谎，她知道开了头，就要用无数个谎言来圆。有律师、记者找她，她要想个理由，比如说去见母亲。她还要想，丈夫如果问，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她要怎么回答。撒谎太困难了，她的生活圈子只有母亲、丈夫和孩子，她编不出一个出门的理由。更重要的是，她害怕又自责，她觉得对不起丈夫，甚至想到整个婚姻都是一场骗局：如果他知道自己的过去，还会娶她吗？

更多的时候，李佳以沉默代替撒谎。每当丈夫问她，你为什么不出门，为什么没有朋友，为什么不工作，为什么不快乐，她总是低着头，什么也不说。“我害怕他问我，我回答不上这些问题，只要做到安静，就不会说错话”。

久而久之，丈夫不再问她这些问题。他习惯了妻子的“不正常”，让她在自己房间里呆着，不打扰她。有时丈夫在家里看电视，会把声音调低，李佳躺在不远处的卧室里，她想，他这是在陪我。

李佳在床上躺着的那些日子，丈夫承担着更多的家庭负担，赚钱、接送孩子、买菜。每次李佳找不到路，丈夫会来接她回家。和他在一起，李佳有了安全感，对他充满了感激。但她从未和丈夫表达过，“我们两个零交流，就像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朋友”。

丈夫为什么愿意和她过？她没问过，她猜也许是因为有了孩子。婚后一年，李佳生下了孩子毛毛。毛毛还没到一岁，李佳就和丈夫分房睡，9年里不再有性生活。她给丈夫的理由是孩子太吵，让他带着睡。没说的是，她受不了和别人躺在一张床上，即便是她最爱的孩子。

毛毛现在已经小学二年级了，一次他开玩笑说，自己才不要找对象，因为妈妈在家啥也不干，都是爸爸在赚钱养家。听到儿子这么说，李佳一个人回到房间，关起门来，大口呼吸，沉默地流泪。如果丈夫和孩子不在家，她会冲着空气使劲地喊。

宣泄里有她这些年来巨大的不甘。关于学校，李佳的记忆停在了小学。一张出事前三个月的毕业照里，李佳看着比旁边的同学更瘦小些，她身高1米4，在班上坐第一排。那时，她还是一个喜欢画画和跳舞的小女孩，有着当艺术家的梦想。如今那些痕迹已经被抹去了，画出事后扔了，舞蹈动作一个也不记得。她再也没有回到从前的梦想里。

她拒绝了母亲介绍的所有工作，面对其他“重启人生”的提议，她也觉得无望。有人建议她去找心理医生，她觉得可笑，“谁也救不了我，我就问，时间能倒回吗？”

即便如此，她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件事可以“重启人生”——把罪名改过来。

坐了过夜硬座，周弘提着行李箱凌晨3点到达目的地。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摄

8点到了，该打胰岛素了。因为要掀起衣服打肚皮，周弘躲进了逼仄的厕所。卖零食的列车员几分钟前来过，小车里有蓝莓干、牛奶片、芒果片，她说不吃，有糖尿病。这些年来她得了好多病，除了糖尿病，还有脑梗、心脏病、肝囊肿、淋巴癌。由于糖尿病引发的精神病变，她的脚腕子比手腕还细。她不敢去医院，怕查出来闹心。

从2007年到现在，老家到北京的列车不断提速，从14个小时到6个小时，但她只坐最便宜的硬座——128块。对她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够她吃半个月了。

打完胰岛素，周弘在三人座的硬座躺下。可她睡不着，躺下就开始刷手机，里头收藏了很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是这些：“有事找记者打哪些电话”“贪腐局长被抓”“怎么去最高法院申诉”。

2007年3月的一天，周弘收到判决书，上面写着“判定王建构成嫖宿幼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看到这个结果，不懂法的周弘还是气得发抖，“那不就说我女儿是卖淫女了吗？”此后，她申诉了八次，失败了八次。

刚开始周弘也闹不明白“嫖宿幼女罪”和“强奸罪”的区别，但卷宗里的一些细节，让她难以接受。比如，王建在2006年4月3日的调查笔录中供述，“她愿意（和我发生性关系）”。

本案的代理律师彭晔介绍说，根据刑法规定，奸淫幼女被视为强奸罪中的法定从重情节，最高可判处死刑；而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罚为5至15年有期徒刑。

上世纪90年代，司法机关在严打卖淫嫖娼时发现其中涉及幼女，一些卖淫组织故意隐瞒幼女年龄，有嫖客则以声称不知对方未满14周岁为借口，试图逃避强奸罪。为了区分开嫖宿幼女与普通嫖娼，更严厉地处罚这种犯罪，1997年，嫖宿幼女罪成为独立罪名，与强奸罪相区别。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立法初衷逐渐走样。在1997年-2015年间，发生了多起性侵幼女案，涉案人多按“嫖宿幼女罪”定罪，引发了学术界和媒体界的争议。据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全国“两会”便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取消嫖宿幼女罪的提案。

积极推动废除该罪的全国妇联执委孙晓梅教授指出，依据《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儿童优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所有儿童卖淫活动中的儿童均被推定为“被利用”的，而“嫖宿幼女罪”的名字会导致幼女被打上道德缺陷的标签。

周弘最在意的是为女儿“正名”，把女儿从“羞耻”中拉出来，也把她自己拉出来。

这些年，为女儿奔走，是周弘全部的人生。“我这个当妈的，欠孩子一辈子”。她说女儿以前很优秀，“不用管”。但“不用管”也许意味着疏忽，她说不出女儿的成绩排名，女儿小学时画的画，她也没印象，“搬家时全扔了”。女儿出事的那段时间，她忙着卖水果，没有每天给女儿打电话，关心她在哪儿，直到女儿给她打求助电话，她才疯了一样拼命去找。

周弘困在了“赎罪母亲”的角色里，她常念叨着“如果”开头的猜想。如果能早点离开那个家暴的丈夫；如果第一次救出女儿后，再坚决一点，不让她回前夫家……女儿是不是就不会像这样。

法院的判定和母亲的申诉，影响了李佳对于罪名的认知。一直以来，她以为那件可怕的事留下了“卖淫女”的案底。她的大部分“恐惧”都来源于此：总有谎言被戳破的一天，不是儿子日后考学，就是他参加工作的时候。

直到今年4月新京报记者到访，提醒她不必担心影响孩子。她才惊讶地意识到自己错误地背负着“罪名”。她问记者，“你说我没有案底，是真的吗？你没有骗我吧？”

周弘在北京借住在一对夫妻朋友家。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摄

出事以后，母女感情一度撕裂。因为怨不着父亲，李佳的怨恨发泄在了母亲身上。大概有十多年，李佳只喊母亲的名字“周弘”。一不顺心，她就威胁母亲要去跳楼，这是她惯常的情感要挟。周弘知道，这不是女儿的错。

一次，她把带血的卫生巾扔在客厅泄恨，继父拿着小塑料袋跟在背后默默捡起。另一次，母亲带她逛街，她走到一家服装店，指了一圈，“一样一件！花不到你的钱我就难受！谁让你生下我，谁让你俩离婚”。周弘低着头想，孩子说得对，说啥也不能生气。她知道，这也不是女儿的错。

这些年，母女间隔阂的缝隙逐渐被不理解填满。周弘不知道女儿最深层次的恐惧来源于“案底”。对于女儿的“反常”，她的看法是“这孩子走不出来，总害怕给别人知道”。但再深一点，女儿在洗浴中心被迫卖淫所带来的羞耻，她无法切身体会。

“妈妈不理解我”，李佳常这么想。有一次，母亲给她介绍了一个宾馆前台的工作，她朝着母亲大喊大叫，“你嫌我不够丢人是吗？”

周弘也觉得女儿不理解她，她的人生也破碎了。1998年，嫁给第二任丈夫的时候，她给自己起了个网名“幸福的女人”。2005年，女儿出事了，她把网名改成“盼望”。2018年，第二任丈夫生病死了，她觉得没什么能盼望的了，改成了现在的“红红”，周弘希望这个名字能给她带来好运，祝她的人生再翻身。

这两年，她的人生似乎有了一点好的迹象。毛毛渐渐长大，李佳不恨母亲了。她好像突然看见了母亲这些年的辛苦，那些母亲无故消失的日子，那些她背过去打电话的身影，在她脑海里一遍遍闪过。

有一次，看到母亲残破的黑指甲时，她摸着看了半天，转头就哭了。那是母亲去餐厅刷碗，被84消毒液混入的洗涤灵腐蚀的，一碰水就钻心地疼。周弘其实不想让女儿看见她的指甲，这些年遭的罪，她几乎不和女儿说。

和女儿，她提得更多的是希望。去年3月，周弘认识了两位律师愿意提供免费法律援助，每次提到他们，她总不忘感叹“真是大好人啊！”其实这些年，她有许多想要感谢的人。社区的工作人员从未为难过她，每次见面总会说几句宽慰的话。她也忘不了与一位司法人员的会面，那天对方问她能不能摘下口罩，“让我看看你这位伟大的母亲”。

今年4月，听说新京报记者要来。李佳犹豫了一天。第二天，她洗了个头，穿戴整齐地来了。她是如何说服自己的？她说，“为了我自己和妈妈，我想再试一次”。她把两手的指尖碰在一起，比了个碗大小的形状，“我现在的痛苦这么大”，然后两只手慢慢靠近，叠成兵乓球大小，“如果成功，那就变小了这么多，我知道痛苦永远不会消失，但是”，她低着的头微微地抬了起来，“从此，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在路上了”。

周弘也在盼着这一天。那时她会叫上女儿去庙里呆一段时间，静静心。然后找个固定工作，为女儿再攒点钱。更重要的是，“咱们娘俩都可以开始新的人生了”。

在周弘的申诉材料里，夹着一张剪报。那是2013年的一篇报道，那年13岁的小兰被40岁出头的杨某庆带到酒店开房，发生性关系后，杨某庆给了小兰800元。2015年3月，邛崃法院作出判决，判杨某庆强奸罪，并从重处理，有期徒刑5年。这是国内首次对嫖宿幼女的犯罪者以强奸罪判刑的案例。

七个月后，2015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六）》，废除嫖宿幼女罪，此后奸淫未满十四周岁幼女的罪犯，根据刑法第236条规定，以强奸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