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高考季，高考大省广东再增一所新大学。

5月30日，筹建近6年的深圳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深理工”）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教育部关于同意设置深圳理工大学的函》指出，深理工定位为新型研究型大学，着重开展基础性、前沿科学技术研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希望学校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大力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新型研究型大学最近几年很火，无论是已经招收两届本科生的西湖大学，还是尚在“候补”的宁波东方理工大学，都引发关注。在深圳，老牌新型研究型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早已成立多年。

虽同为新型研究型大学，但深理工与这些大学都不太一样，首批成立了7个学院，包括生命健康学院、合成生物学院、算力微电子学院等，全部为交叉专业学院。虽然叫“理工大学”，但深理工既没有理学院，也没有工学院。

对深理工筹备办主任樊建平而言，这是他在深圳的“第二次创业”。2006年，他从北京南下深圳，从零开始创建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并担任创院院长。2018年，中国科学院和深圳市签署协议，以深圳先进院为基础，筹建深理工，探索依托一流科研机构建设一流大学的路径。今年，深理工即将迎来首批本科生。

深圳理工大学筹备办主任樊建平。本文图/受访者提供

日前，樊建平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他指出，新型研究型大学是一种“特区”，就像深圳之于中国改革开放，如果这条新路能“先行先试”成功，很多经验和方法也可以再向全国其他高校推广和辐射，最终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进步。

依托一流科研机构建大学

中国新闻周刊：经过近6年的筹建，深理工终于正式获批。作为深圳先进院创院院长，当初是在什么契机下决定筹建大学？

樊建平：

建设一流理工大学，对中国来说是非常迫切的。当前，中国和发达国家在一些产业链和关键核心技术上竞争越来越激烈，特别是在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所以必须培养这些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

同时，人类正处于技术大爆炸的时代，人工智能使知识的获取变得非常简单，知识的灌输不再重要，更关键的是要培育出学生的好奇心与想象力。我心中有一个公式：创造性=知识×（好奇心+想象力）。基于此，深理工的定位是新型研究型大学。

另一方面，当时从深圳先进院自身的需求出发，随着研究员的增多、研究规模的扩大，研究生的缺乏成了一个很大问题。老师们在全国各地寻找“客座学生”和联合培养学生，虽然能短期解决学生不足问题，但并非长久之计。为了提高生源质量和稳定性，找“好的种子”，从本科阶段开始自主培养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此外，深圳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也希望在深圳特区尝试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为国家探索依托科研机构办学的经验。

中国新闻周刊：近1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渐趋多元化，涌现出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研究型大学，如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西湖大学等。与这些大学相比，深理工有何不同之处？

樊建平：

深理工的筹建其实早在2012年就开始了，中间五易校名，历经波折，从中国科学院与深圳市合作办学，转为深圳独立办学。但无论如何变化，深理工始终是在深圳先进院的基础上建设大学，也就是说，走的是依托一流科研机构来建一流大学的路径，这是和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主要区别。

因此，我们首轮建设的7个学院，基本是以研究院的重点研究方向为原点，聚焦“新工科”“新医科”。例如，深圳先进院的合成生物学研究所，是国内最早开展相关研究的机构之一，经过7年发展，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合成生物学团队。相应地，深理工成立了合成生物学院。我们还在高层次人才上建立了深理工与深圳先进院的“双聘”制度，让学院与研究所之间“结对子”。

这种办学路径，也是一些国际一流大学采用的发展模式，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和林肯实验室、芝加哥大学和费米实验室等。美国的很多研究型大学与科研机构都是深度融合的。在中国，二者存在互相割裂的情况，这带来两个后果：研究机构有课题和项目，却没有学生；大学有学生，却缺乏科研平台与设备。这就是为何“本科生进实验室”在很多大学难以落到实处，因为大学自身的实验室承载不了那么多学生。

此外，与研究机构相比，很多大学内部的研究所一般是挂在学院下，是非建制化的。怎么理解“建制化”？以深圳先进院为例，一个生物医学工程方向就有近600名研究员，研究的面“拉得很开”，比如影像处理、核磁、CT、超声、手术机器人等，这在大学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因此，研究机构的一大优势是在学科布局上兼具广度与深度。深理工办学的核心理念就是“科教融汇、产教融合”。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了深理工的办学路径之“新”，新型研究型大学在中国当代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樊建平：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首先要承认一个现实：传统大学有很多制度惯性，这会导致师资与学科老化、“近亲繁殖”、创新乏力等现象。因此，在老大学里改革是很难的，要统筹各方情况。比如，停掉一个老化的学科要非常慎重，要考虑原有师资怎么安排。那么，另一个选项是什么？就是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启新的改革，这样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就会更容易实现。

就深圳而言，既然已经有了南方科技大学这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为什么不直接把建新大学的经费给他们，为什么还要再建一所新大学？我认为，一方面，是我们与已有高校差异化发展；另一方面，新建一所大学的更主要原因，就是可以让更多学校搅动原有大学的“一池春水”，让大家互相激励和竞争，为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蹚出一条新路。这也是我们建设深理工最重要的意义。

深圳理工大学校园俯瞰图。

深理工“无工无理”

中国新闻周刊：深理工的7个学院全部为交叉学院，为何这么设计？交叉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应如何避免“为了交叉而交叉”？

樊建平：

深理工“无工无理”，不设置专门的工学院、理学院，坚持“学科交叉建专业”。比如生命健康学院，设有4个系，分别是生物学系、神经生物学系、智能交叉科学中心、精神健康与公共卫生系，主要进行脑科学相关的人才培养工作，学生要学的课程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工程等多个种类，这在传统专业里几乎是不存在的。

一方面，我们避免和已有理工大学同质化竞争；另一方面，作为一所新学校，也没必要先去建设一批以单一学科为中心的传统式学院，再在上面做交叉，至少这不是一个捷径。我们看到，很多传统大学为顺应学科发展需求，正在尝试交叉，但在现有学科结构上去做交叉，是有难度的，也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在传统大学里新建一个交叉学院，教师考核、人事制度和学生培养等方面都要创新，这很可能让其他学院不满。短期内，或许在校领导的支持下有一些改革空间，但这样的“保护”能持续几年？

深理工从一开始就集中力量把交叉搞好，做出“增量”。我们的学科建设思路是不求全而求强，不求多而求精。选定方向后，就不惜一切努力把它做到全国前列，把这个方向“砸出来”，对人的投入也很大。深理工目前引进的长聘教师中有41人在海外获得过终身教职。

现在，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源自交叉，必须要打破原本学科体系。当年，我本科读的是南开大学数学专业，毕业时学校才开始有计算机系，于是硕士跨转到计算机领域，那时还叫计算技术，后来才改为计算机科学。我个人亲身经历了计算机学科演化的整个过程，几十年之后，人工智能又在这个学科里慢慢生长起来。所以，学科是“活”的东西，新兴学科都是交叉而来，在管理大学时如果仍按传统学科的逻辑，可能会抑制创新，必须求变。

中国新闻周刊：在一个技术大爆炸的时代，未来是难以预测的。深理工在确定新的交叉方向时，该如何选择，会不会很困难？

樊建平：

1945年，二战时期美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工程师万尼瓦尔·布什在《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报告中提出了“科学发现向技术创新的单向流动”。受此影响，产生了科学研究的经典“三段论”：科学—技术—应用，这是一个线性逻辑。但我不认同这个逻辑。近几十年来，很多最前沿的研究是在应用需求的牵引下诞生，不是科学的根上长出技术的枝叶，而是技术的发展带出科学的芽。

深理工摒弃了传统的“三段论”，将专业设置与国家经济社会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我的理念是，需求不仅为教育提供了方向，大学管理者还要有一个相对清晰的答案：这个需求最迟多久要得到满足，以此为前提去做前瞻性的布局。因此，我们在学科选择时有两个底层逻辑：一是未来可能有竞争优势的领域；二是“顶天立地”，既能发表论文，又能产业化落地。

当前，国内科技成果转化率不足30％，距离发达国家60％—70％的平均水平相差较远。很多传统高校注重理论研究和学术论文发表，所产生的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脱节，但大学和社会间不应有太强的边界，打开围墙很重要，大学不仅要创造新知识，也要应用新知识，要产教融合。深理工非常强调“接地气”，创新往往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

中国新闻周刊：制度层面，深理工如何激励老师去“接地气”？同时，如果大学过于强调与企业的合作，也令人担心会出现“人人都有公司，科研与教学反成为副业”的情况。因此，大学与社会需求间的距离应如何把握？

樊建平：

深理工的核心文化就是重视成果转化，规定教师每年有3个月可以“自由”行动，鼓励他们去和企业合作，企业来的钱要“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且转化收益中个人占比可以达到70％。考核晋升也将专利的转化数量作为核心要求。这些具体的制度设计，可以在学校内营造出一种转化生态。这种文化氛围下，老师们就会从0~1、1~10直接“贯通下去”，逐渐往产业的方向走。

技术就像水果一样，有保鲜期，一个专利拖得越久，可能越没有价值，只有建立起学术、科研和转化并用的组织文化体系，才能实现科研产业一体化建设。不过，为了防止制度在执行中走样，深理工同时规定，老师不能在企业中控股，一般不得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等实职。

“把学生早点扔到水里”

中国新闻周刊：深理工今年计划在广东省内招收本科生120人，但这只是首届，未来，学校本科生培养规模大概是多少？本科生培养的目标和理念是什么？

樊建平：

自从开始筹建大学后，我对学生的看法与认知就更为清晰。大学里，学生就和自家孩子一样。如果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我希望这些孩子在深理工不仅要把腿部肌肉、心脏给练得有劲儿，还要头脑清晰，学会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认识世界的框架。

深理工的本科培养定位为小而精，未来计划将本科生规模控制在4000人左右，研究生大概1万人，硕博各占5000人。今年本科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大类招生，所有学生入学一年后可根据兴趣自主选择专业，可选专业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神经科学、生物技术、药学、生物医学工程。

深理工的本科培养体系很特殊，要求学生每周上4天课，但到了周五，教室的门就会锁上，学校强制要求学生周五一天都在实验室内，从早到晚，一个学期就是18天，比很多专业课的课时都要长。与此同时，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我们的学期比其他学校要多两个星期，每周六上午还要上课。

为什么这样规定？因为我们的培养理念是“把学生早点扔到水里”，让学生早期就深度介入科研。科研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没有任何解决方法能一次到位，人们都是在一次又一次失败中不断迭代方法。因此这项安排的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早早就出科研成果，恰恰相反，是让他们体验失败。这种锻炼可以让学生在未来受益良多，哪怕他不从事科学研究。我们坚信，科研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拥有多少知识，也不是简单地教会他们做实验，而是培养其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又恰好可以充分借助深圳先进院的科研资源，要求学生在大学第一年分别去三个不同方向的实验室轮转，每个实验室见习6周，看看不同的专业究竟要解决哪些问题。这会让学生选专业时更多“发自内心”，而不是因为某个专业赚钱就选，或另一个专业是“天坑”就不选。从大二开始，学生在一个固定实验内跟随导师参与科研。

总体来说，深理工在人才培养上既融合了研究院的优势，又结合了传统大学培养中的经验与教训，采用学院、研究院和书院“三院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学院负责专业课程教学，研究院负责科研和实践，书院负责素质教育。在多数传统大学，这三个功能都在一个学院内完成，但我们把它分解成三个环节，三方联动，有机分工。

中国新闻周刊：深理工目前成立了两个书院：曙光书院和袁庚书院。自从大类招生培养改革后，很多学校都成立了书院，深理工的书院制是如何运行的？

樊建平：

我国在基础教育阶段一直以应试教育为主，在升学的压力下，学生或主观或被动地养成了犹如升级打怪般的不断刷题、不断考试的思维和习惯，青少年人格上可能存在的不健全自然成为大学的隐忧。整个基础教育阶段积累的担子一股脑压到大学身上时，大学要如何才能补齐基础教育的短板，我们觉得书院制是一种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与很多高校内的大类书院不同，深理工的书院不参与教学计划，只为学生提供职业规划、组织各项活动等服务。深理工书院的另一个独创特色是建立了专业化的辅导师团队，所谓“辅导师”，不是很多大学里的辅导员，而是全职的书院育人团队。为了让他们把书院工作当作终生的事业，还为此专门设计出一套晋升体系，对标从讲师到正教授的待遇。未来，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深理工计划将书院增加到6个。

中国新闻周刊：书院不参与课程设计，谁来负责本科生在大学第一年的通识教育？

樊建平：

深理工的通识教育课由专门成立的基础教学部负责，主要开设一些理工学科的共同“打底”课程，比如高等数学、化学、物理等，这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在一些美国顶尖高校，学生完全自主选课，没有任何限制，比如大一对化学感兴趣，修了一年之后又想改学物理，也没问题，风险就是可能延毕，因为要把物理从头学起。但这样做有个前提条件，在美国，毕业率不是衡量大学好坏的指标，中国在这方面的限制会更多。

实际上，中美之间高等教育的重要差异在于：选课的自主权在学生还是在管理者。美国是让学生自己去拿饭吃，学生要被迫学会自己做决断，并对个人行为负责；中国是把营养均衡的餐食提前配好了。

中国新闻周刊：虽然新型研究型大学想要走出一条新路，但毕竟还是在原有的高等教育体制和环境下，新与旧的碰撞中，深理工面临怎样的挑战？

樊建平：

任何改革都要在原有的框架下进行突破，要摸着石头过河，大学教育也是如此，不是一开始就能设计好的，只能边实践边迭代。比如在交叉课程体系的设计上，我们只能在选修课上进行适度调整，所以深理工的创新是从大三开始实施“学术轨、工程轨、创业轨”的“三轨制”培养，也就是根据学生未来的职业意向，在不同轨道上进行个性化培养，在选修课中有更具针对性的倾斜。

此外，我们还希望能借鉴美国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大学的教育经费筹措经验，探索建立多渠道经费自主筹措体系，建立教育基金反哺教学科研的良性机制。无论如何，改革不能脱离中国现实。未来，我希望高校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更多办学自主权，差异化很重要，大学不应千篇一律，要百花齐放，形成知识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