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学生，扎堆考公

"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社会用作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泛称。现实中，相对于“一本”和“二本”，三本学生处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出路狭窄。考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方式，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了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这对于三本考公群体而言，意味着他们要去挑选更为边缘的竞争力更小的岗位，同时，做好多年备考的决心。

春节未至，广东气温刚开始变冷。2024年1月13日，晚上八点，董琦的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陆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

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

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她们一样点开网站蹲守，她不太想知道成绩，“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她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她复习时不一样，时间也不够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十分钟，她来不及看“言语理解”的题干，只瞄一眼就随意勾画一个选项。

过了零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讨论，董琦才终于输入网址，查看分数。如她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进入面试的希望不大。

失败在不断重复。广东省省考、珠三角周边城市的事业编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琦和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琦耳边崩溃抱怨“又差一点”，次数多了，双方已默契地不再谈论这个话题。

2024年5月，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董琦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想在毕业前找一份工作。室友仍旧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累计已经参加过十余次考试。

大三起，董琦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去向，她们盘算过就业去向，在考研、考公、企业招聘三条路中，先排除了企业招聘。虽然自2014年起，国内高考改革，各地陆续取消“三本”，许多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被并入原本的二本院校，但学历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撕掉的“三本”标签，成为民办本科的学生们跨入就业市场的阻碍。

优绩主义导向下，原来的三本学生、如今的民办二本学生，被认为是本科院校鄙视链的末端。资质愚笨、不努力——很多不公平的滤镜被强加到他们身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求职与升学，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被刻意忽视。学历内卷的时代，很多工作会把“本科”学历的招聘条件细化到“985”“211”本科，无形中把面试机会只提供给顶尖学府的毕业生。

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模糊的本科学历作为报名要求的公务员考试，成了很多三本学生和头部院校本科生竞争同等待遇工作的机会。

2024年春节期间，为董琦工作焦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得到的回复是“连一本（想进去）都比较难，更别说是三本”。因为这句话，董琦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投简历。身边也有同学参加过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董琦不想浪费时间。

招聘软件上，愿意与董琦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薪资3000元左右，有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内容，福利待遇却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

选择的空间有限，董琦降低底线，5月31日去广州面试了一家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琦按照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却怎么也没找到公司位置。周围的高楼都贴有“高空有坠物，小心避开”的告示，董琦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有东西掉落，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公司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被带进去，董琦发现，房间里只有8个人。面试的过程中，老板还时不时分神打字，兼任客服回复顾客消息。面对公司这样的窘境，老板承诺的薪酬提升和上升空间，在董琦看来，都像是空头支票。

即使转正，底薪也不过是从3500元涨到4000元，董琦无法计算出，该怎么依靠这点微薄的薪水在广州生存。最终，她还是拒绝了这家公司，重新寻找其他机会。

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三本”学历仍旧像一道无形的门槛，将三本学生们拦截在外。董琦上个月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得知新闻班将近两百人，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

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董琦觉得考公这条路要公平许多。不管是三本、双非一本还是“985”“211”的学生，都被划归为“本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24年国考中，本科生能报考的职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86%，且近半数的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琦和她身边的许多同学起初都认为，考公是她们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

不只是董琦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这样想，在一些民办院校，不少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围绕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学校也提醒他们尽早为这条竞争激烈的赛道作准备。

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艺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放大的声量难以屏蔽，分散她的注意力。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复习，邹艺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档写专业课作业。这样可以在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课堂上，如邹艺一样埋着头的学生不在少数，老师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

邹艺今年21岁，在浙江一所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她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9月起，升入大三的邹艺就已开始正式备战国考。

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邀请了一位考公上岸的毕业生为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年初的省考中成功上岸，大四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她分享了各个阶段用的资料以及面试经验，还推荐了网课老师。邹艺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根据学姐的经验确定的。

在浙江某独立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宇喆观察发现，学校关于考研、考公和求职都有组织相关讲座，同样在容纳三百人的报告厅举行，考研和考公讲座的座位明显被填得更满，氛围也更热烈。讲座结束后，常有二三十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

近几年，关于“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工作的能力。可对于选择空间狭小的三本学生而言，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剩余社会资源较为公正的机会。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

从大四开学，2023年9月开始，董琦就和室友、朋友结成三人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琦常常占靠窗一侧的一列单人座位——避免相互干扰，但又能相互陪伴。她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复习“行测”，下午两点前订正试卷，两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九点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董琦才收拾东西回宿舍。

在董琦印象里，那段时间图书馆座位难抢，抬头总能看见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琦打听到，除了同专业几位相熟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

图 | 董琦早上到图书馆占座

偏见

2021年从湖南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的章妙，在毕业一年后的第十次考试上岸。她认为是自己运气好。

章妙出生在湖南北部的一个县城。2022年夏天，章妙全职在家备考。研究生毕业的表姐邀请她一起报名参加县城的“人才引进”招聘。上网查询招聘信息时，她发现，此前推迟到7月举行的县城“人才引进”又一次发布了报名通知，新的通知里，报名的学历要求从研究生降到了本科，选拔也在面试基础上增加了笔试考核。

7月，笔试结束。表姐告诉她，部分硕士学历的考生在笔试前，因要与本科生一起参加选拔，以及笔试考核的增加，在第一次报名建的考生群里宣泄情绪，许多人宣布弃考。

笔试结束的第二天晚上，成绩就出来了，章妙排在第二。排在第一名的女生是她初中同学的熟人。没过多久，章妙就听初中同学说，第一名的女生因为同期举行的省考成绩也排第一，放弃了这次面试，转而准备省考面试。章妙阴差阳错成为报考岗位的唯一一位面试者。

她不敢掉以轻心，如果面试分数低于同场其他岗位考生面试的平均分，她仍然可能落选。此后一周，她每天和表姐，还有另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一起练习面试。午休过后，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湖南不同地区的历年面试真题聚集在章妙家。一组真题，包含三道面试题，每个人都要论述一遍自己的答案，相互点评补充。一个下午，三个人总共能练习三到四组真题。章妙明显感觉到，表姐无论是解题思路，还是思维角度，都更开拓。借助这一周的练习，章妙顺利通过了面试。

当公务员考场将名校生与三本学生放在一起竞争，一直以来被贴上“学渣”标签的三本学生，不只要面对竞争的压力，还要面对各方质疑。有二本院校的老师直言对三本学生考试能力的怀疑：“高考没考过别人，考公就能考过吗？”一次高考的结果，被许多人当作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体现。

疲惫时，邹艺也有过自我怀疑。2024年4月，邹艺参加了第一次由考公教育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中午11点，她一在系统上交卷，成绩紧接着就出来了。三千多人在线的考试，她排在一千名左右，一个在她看来不上不下的名次。对分数没有概念，她好奇地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其他人的情况。结果在一些帖子里，她发现，有一些只学了两三个月的考生，却和复习了大半年的她取得了差不多的分数。

“我都复习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别人只复习了两三个月就能考到这么多？”邹艺感到挫败，她吃过饭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

努力看不到效果，她忍不住思考：“如果我没有考上，我还要继续考吗？”她极少将挫败归结到学历出身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邹艺也刷到过“三本考生考公也很难上岸”的言论，她没怎么听信，她见过三本学生坚持每天学习五、六个小时，最后成功上岸，不相信三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

只允许自己颓废半天，章妙说，当晚，她就又回到图书馆备考。

章妙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三本学生能力的质疑，她没有在网上争辩过，但心里，她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划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章妙说。

2016年，章妙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却轻易摸清了应试议论文的技巧，在她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能拿到高分。她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文，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她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她感到丢人，老师却肯定道：“这就是标准的应试作文。”这样的技巧后来被她用来学习考公的科目“申论”。

学历歧视，是三本学生需要背负的压力。

有的考生对自身学历遭遇的歧视敏感，会担心，学历会让自己在公务员考试中，不知不觉处于不利地位。董琦曾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有的事业编岗位面试采取的是“单盲”形式，面试单位可以看到你的简历，可能会依据毕业院校调整面试分数，尽可能挑选学历条件更好的考生。董琦也担心过学历是否会影响面试结果，但室友觉得，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笔试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只能先考再说。

202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录用公示中，当年的重庆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生考公成绩为73.175，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位三本毕业生的成绩则为77.825。两者学历与考公成绩的对比曾掀起讨论，有人认为，让三本院校的学生考上公务员，是对985、211学子过往“努力”的不公平。这种论调，实质是对三本学生努力的轻视。

单位里的工作不像章妙起初想象得那样轻松。单位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偏多，许多事落在了她一个新人头上。章妙9月入职，这个岗位的上一任正好在她入职前一天离开，没有人给她交接工作。所有事务都得靠她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事和上级，可她要负责的乡村振兴迎检工作，单位里几乎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她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加微信，询问方法。Excel不会的公式，她就拉着同事教她。当时，同事出差刚回来，因为被她拉着加班，两天都没来得及洗澡。

章妙过去并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把事情搞砸，她只能逼着自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她就自己对照要求一项一项把材料准备好。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她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得睡不好觉，早醒多梦。可再焦虑，她也没有崩溃过，总是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

图 | 2023年5月，章妙下乡走访

章妙觉得，学历上的差距，不体现在智力，更多体现在大学阶段积累的见识和生活习惯上。

单位里学历最高的，是一位中部地区“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他因为有轻微的视力残疾，毕业后没有尝试去大厂打拼，而是回了老家考编制。章妙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和他的差距。

2023年9月，章妙和同事接到任务，需要在两天内处理完系统里有六千多条数据。正常来说，章妙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加班也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给他们写了个代码，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这让章妙赞叹至今。她发现这位同事平时的朋友圈，也都会发一些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活动，这是章妙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

在懵懂的年纪，很难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她要用功读书，很少向她解释缘由和作用。没人告诉她，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初中玩了两年后，靠着最后一年的冲刺复习，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高中，进了普通班。在班级里，董琦一直是班级的前十名。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她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底是我考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

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专科，董琦选择了一所民办独立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万元。高昂的成本，成为董琦的镣铐。备考公务员时，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一万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她不敢冒险，也不想给家里再增负担。开始找工作后，她也开始忧心，如果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她在大城市生存，可能又要靠家中接济。她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的地步，回老家厂里做文员也是个稳妥的选择。

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留在大城市。家中还有两个妹妹，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家时，她常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和妹妹们分析学习的重要性，但她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她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自己想要走的路。

烙印背后

邹艺入学三本院校之后，她父母就开始忧心她的就业去向，希望她能进入体制内，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邹艺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隐患和随之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

邹艺的父母不曾向两个女儿吐露经济上的压力，两人极尽节俭地生活。手机是好几年前出的国产小品牌，很多年两人都没有买新衣服，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邹艺和妹妹的学费。

高考时，邹艺的分数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两万多元每年的三本院校，又或者选择学费较为低廉的专科院校。家里与邹艺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邹艺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裤腰子勒一勒还是供得起的。”邹艺记得母亲曾这样说。

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邹艺，让她“有一种非常想赚钱的欲望”。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她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贵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邹艺自己赚钱买。她很少伸手向父母要钱。有一年暑假，邹艺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她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小区，多的时候一天要跑3到4家客户，一节课两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她嗓子几乎要讲不出话。那一个多月，她赚了一万多元。

图 | 2023年7月，邹艺做家教下班路上遇到夕阳

兼职赚钱的过程中，邹艺对未来的走向有过许多想象。

她设想过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到“双减”政策打击课后辅导，她立马放弃了这个想法。她还尝试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Vlog，发布到社交平台。此前，她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没什么优点的普通人，直到开始制作Vlog，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这样自律的。每天八到九个小时的学习之外，邹艺还会花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剪辑视频。她梦想着，或许有一天，她可以将自媒体变成主业。

可从2023年9月至今，邹艺的粉丝还未破万。广告费用不高，收入不稳定，一个月最多也只有一到两千元，难以真正养活自己。

上个月，邹艺听了一期播客，讲述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轨道之外的人生故事。她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也依然有很多可能性——或许她也不一定非要考进体制内才能过好这一生。

短暂的振奋过后，回过头来，从现实角度讲，她又难以承受不考公这条路背后不确定性和起伏：“像我们普通家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直下落的话，你的家庭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肯定是会焦虑的。”

三本学生常被冠上愚钝或惰怠学习的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劣质小孩”。实际上，成为三本学生只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它可能浓缩了一个孩子十多年学习的结果，但不意味着所有三本学生过着“劣质小孩”的生活。

章妙也曾是优等生。

2013年中考结束后，15岁的章妙拒绝了父母让她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续升入高中。当时章妙的中考成绩足以进入县城高中最好的重点班，她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不想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

章妙的一个伯伯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后来经人才引进，从老家湖南到了上海工作、定居。和留在湖南县城当老师相比，章妙更期待能拥有伯伯那样的人生轨迹。初中时，章妙曾梦想自己也考到浙江大学。她做数学题时反应很快，对理科也更感兴趣，虽然物理不算精通，但她觉得自己更适合偏技术类的工作。

步入高中后，慢性子的章妙难以跟上重点班的快节奏。老师布置的任务难以完成，她只能在物理课上写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写物理作业。久而久之，成绩逐渐下滑。学校的重点班是滚动制，两次考试没有进入年级前一百二十名，章妙跌到了普通班，失去了最优的师资。

她没有气馁，为了赶上落下的进度，她靠额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弥补。为数不多的寒暑假，她都泡在补习班里。

章妙家在离县城中心较远的乡镇上，为了方便章妙上学，母亲在距离学校5分钟步程的地方租了一间三居室。年租金8000元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地板、墙面都是裸露的水泥，陈旧的木板床上没有床垫，一切都要靠她们自己置办。父亲留在乡镇照看家里的木材加工生意，母亲带着不到2岁的妹妹陪读。

就在一切渐渐有了起色之时，意外的病痛，打破了这个家庭集中备考的状态。

2015年底，章妙两岁的妹妹检查出了恶性肿瘤，父母带着妹妹去长沙治病，过年都没有回来。无人照看章妙，她只能独自住在出租屋里，时不时和父母通电话报平安。复习之余，章妙总要分出一半心神挂念妹妹的情况。那段时间，原本靠着补课回升的成绩，又开始下降。

直到2016年4月，离高考还剩两个月，父母带着情况好转的妹妹回到县城，章妙才重新集中精神到学业上。

高考成绩不如人意，母亲不相信这是章妙的真实水平，为了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章妙又到长沙复读了一年，收效甚微。复读班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却以优等生的进度为标准，知识点讲过一遍就不再重复。第二年的高考成绩并不比第一年高多少，出成绩的那天，章妙在书房枯坐了一夜。

上岸后，章妙发现，工作中她逐渐褪去了三本学生这个烙印所背负的负面印象。工作中，更多时候是靠工作结果说话，越来越少有人因为她三本院校毕业的出身凝视她。

因为迎检工作的顺利完成，章妙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在面对省里或其他单位的同事时，领导总会以夸奖的口吻介绍她是“人才引进”进来的。

章妙发现，经过领导这么一介绍，对方就下意识认定她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进而问及她的毕业院校。

一开始，章妙难以启齿，不想让领导下不来台，也不想给人留下学历不高的第一印象，她常常省略掉独立学院的后缀，只说本校的名称。每次说完，她都一阵心虚。

后来，她的男友安慰她：“学校不好却能和高学历的人在同一个单位，难道不是更值得骄傲吗？”

随着工作的适应，章妙的心态也逐渐平缓。根据她后来的观察，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只要来到单位，就处在同样的处境，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

如今工作两年，她已经渐渐褪去了因三本院校毕业生身份自卑的心理。

刚读大学时，父亲曾问及章妙是否有毕业后考研的计划。章妙害怕再次重复高考的失败，浪费时间和经济成本，选择了不考研。父母同意了，觉得回县城教书不需要多高的学历。

在单位工作几年后，章妙改变了主意，她希望能再多学点东西，也期待能体验一下更好的学校的氛围。但为了更好地晋升，章妙决定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向后排，先考对考公务员也有益的MP公共管理学硕士。提升学历的同时，努力从事业编考到公务员。

上岸后的两年，章妙都持续在关注当年她上岸的“人才引进”项目的相关信息，她发现，这些年再也没有以她的学历可以报名的岗位。

人生只过前段，还需继续攀登。

进入体制后，竞争并未停止。谈论高考后学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不掉队，章妙必须不断调整方向向前。“以后体制内会有更多越来越优秀的年轻人，现在00后都当副镇长了，他们本身学历比较高，起点就会比我们高一点，职级就会比我们高。”章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