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总理朔尔茨与同济大学学生的交流会上，一位学生提出了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总理先生，听说德国已合法化大麻，那么赴德留学生是否必须吸食大麻？”这个提问既具代表性，又引发深入讨论。

从逻辑角度审视，这个问题显然荒谬。德国及其他国家将大麻合法化，并非强制推广，不存在留学生必须吸食大麻的规定。朔尔茨总理对此回应明确：“尽管德国确已将大麻合法化，但此举旨在更好地管理和控制，减少非法交易与滥用现象。对于留学，绝无强制吸食大麻的规定。”

朔尔茨总理进一步透露，他本人年近66岁，从未吸食过大麻，也不鼓励他人尝试。他以烟草和酒精在中国虽合法且广泛存在，却无任何法规要求留学生必须吸烟饮酒为例，简洁明了地阐述了这一道理。

尽管该同学提问方式欠妥，但我们应认可其提出的问题具有严肃性和重要性。大麻合法化与否，不仅体现中德两国间的法律差异，更深层次折射出社会文化分歧。

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选择将吸食大麻行为合法化，源于当地大麻实际难以彻底禁绝，希望通过合法化及公开监管，对大麻进行有效限制与管理。其文化背景在于公众认同政府能力与职责有限，不苛求构建“绝对纯净社会”，同时也警惕政府以追求“大麻零容忍”为由过度干预公民生活。

相比之下，中国视吸食和贩卖大麻为违法行为，这是基于坚决打击毒品、最大限度压缩吸毒贩毒空间的决心与目标。这一立场深深植根于近代中国深受鸦片等毒品侵害的历史记忆，以及公众普遍愿意为打击毒品犯罪而适度牺牲个人自由与隐私权的现实共识。因此，我们固然可依据自身经验和价值观反对大麻合法化，但无需视其他国家的合法化政策为愚昧或邪恶，更不必认为其决策者如朔尔茨总理见识浅薄。

此外，此事件也暴露出公共场合沟通技巧的欠缺。许多中国学生，包括一流高校学子在内，往往不擅长有效提问。他们常将提问机会当作发表个人观点的平台，滔滔不绝陈述己见，全然缺乏与演讲嘉宾真正交流、寻求共识的意愿。诚然，对演讲嘉宾持异议并无不可，关键在于以事实与逻辑指出对方错误，进而要求对方补充证据或重新论证，唯有如此，方能增进对事实与道理的理解。

这位同济大学学生的提问方式则属于另一种常见误区：以“攻击”为目的。她看似提问，实则旨在表达对德国大麻合法化的强烈反对，无意倾听对方立法考量，也无意探讨更有效的毒品治理之道，仅热衷于彰显“我国对大麻管控严格”的优越感。这种表现，或许反映出某种当代年轻人特有的自信，令人费解。

面对这类学生，有人建议他们或许应放弃出国留学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