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起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其根源可追溯至2000年以来中东和平进程的停滞，以及由此积累的复杂矛盾。这次冲突在规模与影响上超乎以往，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挑战，不仅严重影响巴以双方，还波及地区稳定与国际秩序。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国际间持久的复杂难题，其症结在于内部矛盾与外部力量干涉的交织，尤其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历史遗留。

文章深入探讨了从一战到冷战期间，大国政治如何塑造并加剧巴勒斯坦问题。分析覆盖了英国早期对巴勒斯坦的政策矛盾，如通过“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承诺阿拉伯统一，同时秘密签订《赛克斯-皮科协定》瓜分领土，以及发布《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这些行为直接引发了巴勒斯坦问题并使之复杂化。英国此举旨在平衡国内外压力，争取犹太人的支持，并与美国联手抗衡德国。

一战后，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未能解决冲突，反而加剧了阿犹矛盾。随着英国势力衰落，美国在二战后接手巴以问题，利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来扩大在中东的影响力，并与苏联在特定时期达成共识，推动了联合国的巴以分治方案。该方案的不公正是后续冲突频发的直接原因，反映了大国间的博弈和利益交换对巴勒斯坦悲剧的深远影响。

简而言之，从历史上看，巴以问题的持续与升级，是多国利益冲突与战略考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英国的殖民政策调整、美国的势力扩张，以及冷战期间美苏在中东的角力。这些大国政治动态深刻地影响了巴勒斯坦的命运，导致了长期的人道危机与地区动荡。